郑永年:思想的终结 思想的制度化

时间:2019-11-19 07:3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郑永年专栏 今天这个时代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思想的时代。人类现在面临各种巨大而严峻的危机,包括气候环境、技术(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影响)、生育方式和人口的变迁(无论是一些

郑永年专栏

今天这个时代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思想的时代。人类现在面临各种巨大而严峻的危机,包括气候环境、技术(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滥用对人类的影响)、生育方式和人口的变迁(无论是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减少还是另一些社会的人口急剧增长)、全球化和社会的急剧分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激进宗教思潮与恐怖主义、社会抗议与无政府等等。

但整个人类社会都没有对诸如此类的危机做好准备。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对这些已经发生或者眼前的危机有过严肃的思考。新的思想好像已经是久违了。实际上,这个时代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知识贫瘠的时代,人们很难找到希望看到的思想。

1960年,自许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的美国学者贝尔(Daniel Bell),出版了一本题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的论文集。在这本书中,贝尔认为源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旧的、宏大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枯竭了,而新的、更为狭隘的意识形态即将到来。他相信,在理性的人们中间,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相关性,政治(政体)的变化取决于对现存制度逐渐的、技术型的调整。

思想者消失和思想衰落

不同形式的“终结论”在西方学者中不断产生,但大多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然而,贝尔所预测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至少符合到现在为止的思想现状。也就是说,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还没有出现类似60年代以前那样令人鼓舞的思想了。贝尔对政体未来的预测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之后有苏东体制的解体与转型。如果考虑到知识界没有预期到所有这些变化,人们对思想界就会更为悲观,因为这种失败本身就是思想衰落的结果。

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60年代是一个思想者辈出的时代。但令人惊讶的是,在60年代之后,思想者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同60年代或者之前那样的思想了。

70年代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前的凯恩斯主义基本上被终结,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崛起。但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思想,倒不如说是行动方案,是资本借助全球化,脱离主权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行动方案。这种情况到现在仍然如此。

90年代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没有出现深刻的思想。无论是西方还是苏东本身,对如此重大的变化只做了狭义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即把之简单地视为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西方急着宣布了“历史的终结”,认为这是西方民主的最终胜利,并进而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最好的和最终的政治体制。

但从之后苏东很多国家的转型与变化来说,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那里的很多国家,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式民主,反而出现了政治倒退,新形式的权威主义崛起。苏东解体也导致了东欧等地民族主义的崛起,原先民族国家的解体,新国家随之产生。但对这些,人们也仅仅局限在民族主义的解释。

1997年至98年在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触动亚洲本身或者西方的任何有意义的思考,反而演变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在西方看来,亚洲金融危机只是证明了所谓的亚洲模式的终结和西方模式的胜利。

然而,十年之后,2008年西方也发生了更大规模和更为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即使是这样的危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促成新思想的产生,人们在大量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只是在原有的意识形态构架之内的,“无病呻呤”,修修补补。尽管一些实践者(金融银行家、企业家、政治人物)等对新的时代有所“悟”,但并没有体现在理论思想层面。

思想的制度化

为什么会产生“思想终结”的情况?

一句话,思想者被建制化,思想被制度化。

思想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一概念,也见于贝尔60年出版的文集里面。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一概念的内容非常丰富。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思想制度化对思想禁锢的作用。

首先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制度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互为关联,也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思想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没有思想,就不会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旦一个意识形态形成了,就会演变成思想的“范式”,推动各方面的思考。在美苏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有意识形态之争,但也很有思想。尤其在西方,一大批自由主义思想家就是思考和反思苏联体制的产物。

不过,60年代之后为什么同样具有意识形态但没有出现思想呢?这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体制化有关,人们一方面倾向于把所有的事物都被纳入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把意识形态视为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并且坚守自身的意识形态而指责对方。意识形态一旦和西方学术界盛行的“两分法”和“理想类型”相结合,便可有效阻碍人们的思维。

无论是“两分法”还是“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都有助于人们通过比较而深入思考。但如果“两分法”或者“理想类型”仅仅是分类事物的工具,就会阻碍思考和思想。很显然,数十年来,思想界所做的大多是分类,例如把自己置于A类,把他者置于B类,以A来判断或者衡量B;反之亦然。

其次,制度化表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要么是高度依附,要不就是反权力。今天,就思想和权力来说,只表现出这两种形式。物质世界的两极化(例如富人与穷人、有财产者和无产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导致了思想的两极化,行动的两极化,即建制与反建制。双方只有立场,没有价值观,尽管双方都会用立场来掩盖价值观的缺失。

往往,建制派高扬的是稳定与秩序,反建制则高扬民主与自由。不过,双方真的在追求各自所高扬的价值吗?从实际效果来说,不仅没有,更有可能是走向了反面。就是说,追求稳定与秩序最终导向了混乱与无政府,而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导向了变相的专制主义和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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