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改革派和保守派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时间:2018-10-31 17:5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2018年10月20日上午,中国经济学界年度盛会第4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盛大开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

2018年10月20日上午,中国经济学界年度盛会——第4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盛大开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谢谢。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我真的不忍心再讲下去,可我精心准备了这些图片想与大家分享,所以还是请大家忍受一下吧。

我想过去40年我是走过了的,但是不像华生先生那样在80年代有很多参与改革的机会,那个时候的大部分时间我还在复旦很安静地念书。10年前在我们改革30年的时候,我写过一本书,试图以第三者的眼光记录一下80-90年代那些重大改革的精彩历程。现在又10年过去了,这本书我最近刚刚做了增补和修订,很遗憾出版社没有赶在本论坛之前印出来,不过我想是应该可以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日子之前出版的。

就在10年前的这个时候,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应邀出席了在北京郊外举行的一个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学术会议。那个时候正值坊间盛传吴敬琏先生是间谍云云,而吴老却出现在那个会上了(笑)。会议邀请了张五常先生做主旨演讲,我和张维迎担任评论。但是张五常先生在演讲中遭到在场某些经济学家的当面质疑,张五常先生当然非常不高兴,于是演讲完毕便拂袖而去。

2008年9月12日,南方网发表了对那个会议的整版报道,不过,题目却是这样写的,“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我记得张五常先生在那次演讲当中确实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2005年他70岁的时候,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就是那篇著名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我查了一下,文章中他说了这样的话“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张五常先生离开会议现场后,轮到吴敬琏先生演讲,吴老不认同张五常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吴老在多个场合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很非常糟糕的。在吴老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常不健全,不仅市场没有发育很好,更重要的是,资源大多数还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一旦搞市场化,权力与市场之前因为没有阻隔,权力缺乏制约,就造成官商交易和腐败盛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非常大。

那么,张五常先生为什么会对这个经济体制评价这么高?我曾经建议说,张五常说到的那个“最好的体制”最好改为“最妙的体制”,我猜想这应该是张五常先生的原意,因为他拍案叫绝的地方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分成增值税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在他看来非常类似于他60年代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农业中的地租分成合约。这是他惊愕的地方。在他看来,租税同源,都来自于土地。

对经济学家而言,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这个备受争议的经济体制是如何来的?第二,如果这个体制很糟,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还能在此之中增长这么快呢?

要回答这个经济体制是怎么成型的,我们必须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对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在经历了第一个10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前几天我在德国碰到一些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也聊到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1989-1992这几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战略发生转变的转折点。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的南巡讲话要表达的是非常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思想,而且的确朱镕基副总理在1994年之后的4-5年内大刀阔斧地推行了结构改革。可是,与80年代围绕中央向下分权的改革战略不同,1994年之后的改革更像是中央重新集中权力的改革。这听上去似乎是个很矛盾的事情。西方的政治学家常常把这个看似矛盾的做法解释成中国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达成的政治妥协的结果,并体现在1993年11月4日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的出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超高智慧。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超越了学术界的讨论,给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定了调。这确实,因为有了这个讲话,才能在1993年的决议中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且为无休止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对于1989-1992那几年党内关于改革的争议和决策细节我们不得而知,等待以后解密吧。但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意识到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无疑极大影响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改革思路和方式上的抉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教授在他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这本书里曾经说到,由于保守派对改革前途的担忧和不同意见,改革派在80年代进行的改革非常小心谨慎,而且经济一旦因改革而遭遇恶性通胀和宏观失衡,常常不得不后退一步以避免保守派的挑战,结果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改革的政治周期现象。

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改革开始告别了80年代的阶段,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包括分税制在内的主要改革方案实际上重新集中了权力到中央,大大增强了中央的权威和对经济的管控能力。同时也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和调配的权力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领导人的人事控制权。

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成型的。由于1993年后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和政府在配置资源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吴敬琏先生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对在此基础上成型的这个经济体制显然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

照理说,这样看似有着内在矛盾的体制不太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帮助。可就是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像涅磐重生那样,迅速从前几年的极其困难时期摆脱出来,开始转入高速的增长,长达20年之久。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除了我在别处讲到的加强中央权威有助于实现宏观稳定之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这个经济体制跟之后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很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如果有因果关系,那就挑战了经济学的很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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